余贲民(1888—1933),1888年12月出生于湖南平江县城关乡。1909年考入湖南新军四十九标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见习排长,加武昌起义。1922年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平江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9月,率团防武装协助北伐军攻克县城。后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湘赣工农革命政府财政部部长,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部长等职。1932年12月,在一次战斗中负伤,1933年4月9日因伤势恶化在江西省万栽县小源红军医院逝世,时年45岁。新中国成立后追认其为烈士。
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便开始考虑起关系到部队命脉的给养问题来,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部队能否在井冈山站住脚,扎下根。一天晚上,毛泽东把余贲民请进了八角楼,向他征求意见:“袁文才支持我们在这里设立留守处,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不过,队伍不能就此按兵不动,还得继续扩大我们的地盘。但是后方的经济工作也很重要,既然是一个‘家’,就得有经济来源。我想把你留在后方搞经济工作,筹建一个被服厂,怎么样?”
一位曾率领千军万马的师级干部,让其一下子担任小小的被服厂厂长。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但余贲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他一心想的是履行一个共产党员、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的职责,那就是“服从组织,执行命令”。余贲民二话没说,欣然地接受了任务。就这样,余贲民成了筹建红军被服厂的总负责人。
接受任务后,余贲民来到了位于黄洋界山脚下的桃寮村,可是,当时厂房、人员、设备、资金等等都一无所有,可谓是白手起家。
余贲民首先将有90平方米大的张家祠选作厂房,然后从遂川县赤卫队挑选了10多名会做裁缝的队员。不久,红军从遂川、永新缴获了6部缝纫机,还有一批棉花和布匹。工人们采取手工操作与机器加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生产,借老乡家的门板做工作台,用五倍子、茶子灰制成复合染料。就这样,红军的第一家被服厂正式成立并开工了。
第一批军服出厂了,有棉衣、棉裤、棉被,还有绑腿、米袋、子弹袋等等。时值井冈山天寒地冻,红军得到这一批冬装的补给,真如雪中送炭。余贲民看着战友们分批穿上了红军自己设计、自己加工的军装,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又一批军服出厂了。留守处主任杨立三知道余贲民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他对余贲民说:“这套棉衣棉裤和棉被就给你留着吧,不能老这么熬下去!”
“还是先满足前方战友们的需要,我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余贲民婉言谢绝了。
杨立三又做了其不少思想工作,但不管杨立三说什么,余贲民就是不肯接受,最后硬是把这套冬装退给了留守处。
随着人员、设备的增加和工人积极性的高涨,被服厂的生产效率也成倍增长,每日人均产量由1.5套上升到2.5套。这时,原料供应不上,成了影响生产的关键问题。
为了突破这一难关,余贲民带领几个干部来到遂川县,希望得到县委和红军的支持,解决被服厂的原料问题。行至草林圩场,他们被工农革命军发动群众的热烈气氛所吸引。草林圩场是遂川县一个较大的集镇,这里有110多家店铺,其中土豪兼资本家就有15户。工农革命军遵照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告示,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将其城乡财产一律没收。除布匹等军需物资归红军所有外,其他财产都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
工农革命军在草林圩场的这一革命举动,所获得的棉布就有900多匹(一匹合5丈)。这些棉布由余贲民组织农民运往井冈山,为红军被服厂储备了充足的原料。
余贲民后来还担任过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这时的余贲民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管家”。地方和红军打土豪收缴的金银,统一由财政部管理调配,而那些金条、金砖、金镯、金戒指等,都由余贲民用一个木箱亲自保管。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财神爷”,连一双6角钱的雨鞋都舍不得买,一年到头就是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在井冈山,他与桃寮村的一位姑娘相爱,快要结婚了。岳母要他送一枚戒指给女儿作为信物,他断然拒绝,说:“我这里是有不少的戒指、金条等,但这些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岳母见如此,叹道:“你们红军的官呀,我算是服了。”最后只得作罢。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 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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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湖南党史人物故事P23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