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1911—1998），女，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出生于湖南宜章县城关镇一清贫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后历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福霞县委书记、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妇委书记、中央妇委秘书长、辽吉省委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98年6月21日逝世，终年87岁。

   

    1932年5月中旬，时任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在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后，听从毛泽东的劝说，留下来和丈夫蔡协民一道，组建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任组织部部长），开辟了漳浦小山城根据地。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张贞部，很快调集重兵进行反扑，将新生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由于敌强我弱，为保存有生力量，蔡协民率领红三团余部撤出了小山城根据地。

    1932年10月下旬，曾志和蔡协民回到厦门，受到了厦门中心市委严厉批判，被无端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慈悲主义”的帽子，并对他们进行了撤职。他俩深感不解，据理力争。为此，厦门中心市委对固执己见的曾志，做出了留党察看1个月的党纪处分，重新分配工作，到福州中心市委报到。自此，曾志与蔡协民各奔西东。分别前，两人同意分手，夫妻关系到此结束。

    这是曾志自15岁入党以来受到的第一次党纪处分。那“四大帽子”沉重压顶，这委屈那样的悲凉锥心。然而，她并没有因此退却，而是下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改变党组织和同志们对自己的看法。

    与此同时，不服处分的蔡协民执意到上海找党中央申诉，却被拒之门外，流落街头。1932年底，当他历经磨难回到福州时，正值福州中心市委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展开对“蔡协民路线”的批判。市委书记陶铸念及曾志与蔡协民原来的夫妻关系，答应让她去看望一下蔡协民，并反复叮嘱：“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然而，曾志不相信与自己共同生活、战斗5年多的革命伴侣，会是“社会民主党”，觉得对这位1924年入党、对党忠贞不贰的共产党员就不应该保密。由于不听劝告，当时正与曾志假扮夫妻方便工作的陶铸，还是铁面无私地给了她一个留党察看3个月的党纪处分，并停止了她的市委秘书长的工作，被派到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机关协助工作。

    没有想到，1933年3月，已经与曾志结为伴侣的陶铸也遭到与蔡协民同样的厄运，被王明撤去书记职务，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20天后，中央来通知说，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要求市委机关赶紧疏散。曾志深信这位革命新伴侣是铮铮铁汉，他有可能被捕，但绝不会叛变！因为他的革命意志是钢铁“铸”就的。

    为了党组织的安全，中心市委决定将她调离福州。显然，作为“叛徒”的夫人是不宜继续留在市委机关的。

    1933年6月，带着不被党组织信任的痛楚和被“发配”的沉重心情，曾志只身来到闽东地区投身武装斗争。凭借着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曾志克服了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诸多困难，在闽东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她和马立峰、詹如柏、叶飞等共同领导创建了闽东苏区，建立了党的特委、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

    由于受当时党内较为流行的“杯水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以为丈夫陶铸被判无期，23岁的曾志觉得此生相聚无望。因此，同上级下派的两个外籍领导干部，在战火中建立了新的友情。然而，这种“三角恋”为当地干部看不惯，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革命队伍里不允许存在。为此，闽东特委在会上对她进行了缺席批判，并不顾她重病在身，决定让她离开特委去福霞县委任书记。虽然说内心不服气，但生性好强的曾志还是拖着沉重的病体，前往形势严峻的福霞地区，领导干部群众坚壁清野，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围剿”。但事情并没有像曾志预想的那么简单。一个月后，闽东特委进一步做出了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4个月的党纪处分。她被“发配”到福寿县开展群众工作。当时福寿县是敌人重点“围剿”地区，革命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去就去吧！共产党员不怕死，虽然这种冤屈的死不值得，但我决不去乞求。”曾志义无反顾，被人用担架抬着进入福寿山区，在深山老林中与敌周旋……面对这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她以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

    曾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各种艰难困苦，蒙受8次党纪处分（其中3次留党察看，5次撤销职务）和长达40年的政治审查，但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如一，毫不动摇。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言：“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的逆境中都要自觉为党做工作，这是我一生的信条。我这一辈子多次身处逆境，但这个信条却从未改变或动摇过。”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  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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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湖南党史人物故事P193-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