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1876—1935），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02年考中清末秀才。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1920年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中共一大后，与毛泽东创建湖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8年6月赴苏联。1930年7月回国，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后，被撤销全部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与敌搏斗时壮烈牺牲，时年59岁。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在党的创建初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出了不少贡献。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说：“何胡子是一头牛。”“叔衡办事，可当大局。”
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何叔衡更冷静而坚贞。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当天，正在宁乡乡下的何叔衡闻讯后，不顾危险立即赶到县城。为了寻找党组织，反击反革命逆流，他又不顾严重的白色恐怖，毅然赶往长沙，到长沙后不幸被捕。审讯时，伪法官问他的姓名和职业。他说他姓张，是个私塾先生。接着他装作摇头晃脑一字不漏地背诵起《论语》来。法官打断他的话头，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吗？”他回答：“吾乃学者，焉能不知？我知之甚详。国民党即三民主义是也，共产党乃五权宪法之倡议者。”何叔衡这种似乎荒唐的说法和镇静自如的姿态，瞒过了法官，他很快被释放了。
在长沙脱险后，何叔衡经武汉到了上海，坚持党的地下斗争。1928年6月，党决定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途经哈尔滨时，他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
在莫斯科期间，何叔衡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十分关注国内的情况和家人的进步。他在给兄弟何玉书和何玉湘的信中说：“我不希望我家活多人，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他在其他几次家书中谈到自己的人生观，说：“我平生对于过去的失败，绝不懊悔，未来的侥幸，绝不强求；做我现在应做的事，不敢稍微放松，所以免去许多烦恼。”“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
1930年7月，何叔衡在莫斯科结束两年多的学习回到上海，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在上海工作，他到上海不久，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两个女儿均被捕，次女实嗣的爱人杜延庆也在另地被捕，长女实山的爱人夏尺冰被杀害于长沙。面对种种严重情况，何叔衡冷静地通过组织做营救工作，两个女儿获释以后，他教育和安慰她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该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继续做好党的工作。”
何叔衡曾经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遭受过王明“左”倾领导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撤掉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面对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处分，当时何叔衡曾向有关负责同志进行申辩，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在错误的处分得不到纠正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不改变对真理的信仰。同时坚持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服从分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正如当年的知己、诗人萧三后来说的，何叔衡“做事不辞牛负重，感情一堆烈火燃”。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何叔衡是当时最年长的革命家，他向中央负责同志提出了要求参加长征的请求，但最后服从了中央的安排，和瞿秋白、陈毅、项英等留在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2月24日，送何叔衡和瞿秋白从江西转移福建的途中，到达龙岩市上杭县水口镇小径村时，几十人的便衣队被保安团二营敌军包围。便衣队人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敌兵紧追不舍。何叔衡奔跑困难，又不愿拖累同志，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喊道：“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纵身跳了下去。敌军有两人在战后进行搜索时，在山崖下发现了头破血流的何叔衡，他们对何叔衡搜身时，何叔衡突然苏醒，抱住敌人的腿欲搏斗，结果被连击两枪致死。
何叔衡在“新民学会”时就以性情刚毅著称，临难不苟正是他这种品格的表现。他用他的壮烈牺牲实践了他“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 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湖南党史人物故事P138-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