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牧师）受宋庆龄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五条意见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同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这时，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

    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仍集聚重兵企图“围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但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进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发展，英国、美国同日本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对于中日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而交由外交部长张群办理，并且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蒋介石不放弃同日本谈判，固然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日本毕竟没有能从这个谈判中得到任何它想要得到的东西。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也被搁延下来。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宣布要北上抗日反蒋。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北上抗日的要求，并派共产党员与之联系订立抗日救国协定问题；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以利抗日救国的建议。6月初，两广事变的发动者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李汉魂，迫使陈济棠于9月下台。李宗仁、白崇禧继续与南京对抗，其后由于蒋介石同意桂方的和平方案，才停止了行动。这个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影响到国民党的内部关系，如果蒋介石不在对日政策上改弦更张，国民党营垒内部将发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7月10日，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①。这个讲话比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②已有所前进。

    从1936年8月初开始，日本指使它在内蒙古制造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全国各地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毛泽东、朱德致电傅作义，对于他“孤军抗日，迭获胜利”表示祝贺和声援。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几年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如果继续那样做，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国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内某些派系利用抗日的旗帜来反对他的统治，他和广大人民的对立也将会越来越尖锐。从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着想，他不得不改变几年来对日的妥协政策。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虽然仍坚持“剿灭”的政策，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政府很快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即：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

    与此同时，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③

    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当前全国全民族沦亡惨祸的绝大危险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信中承认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和平的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也坦率地指出，蒋介石的这种解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还是认为现在尚未到最后关头，因而“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

    这封信说明，中国共产党确认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完全必要的，并且指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信中郑重申明：“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信中表示：我们“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信发出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信，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这时，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决议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决议也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澈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

    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提醒全党，为了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为此，必须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绝不应放松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批评和斗争。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吸收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否则，不能推动与逼迫其上层分子和当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则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西安事变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蒋介石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④。为此，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他又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许多高级军政要员召集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个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存。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⑤。（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一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河下游攻潼关。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时，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12月14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他们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这项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及党的对策，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根据对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观察，考虑到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包括原先对蒋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在内）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在18日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现后一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同年5月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以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的说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12月2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箝制胡宗南部南下。此前，张学良提出，为保障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派出部分兵力东返，配合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击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攻蒋救张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注释】

    ①蒋介石：《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52页。

    ②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1935年11月19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018页。

    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4页。

    ⑤指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全国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时称“七君子”。

    ⑥据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引者注），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实际上，该通电在12月19日当天即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则是12月20日收到的。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433-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