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利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在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
1932年7月14日，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有4.5万余人。
此前，红四方面军在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后，主力和地方部队均有较大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空前扩大。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偏师”，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他积极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第四次“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导致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即处于被动地位。
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的信阳至广水段。鉴于国民党军队正在加紧部署“围剿”和红军已经转战七个多月之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人建议停止在平汉路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到适当地区进行休整，认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张国焘拒绝这个意见，命令红军主力南下围攻麻城。8月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黄安危急，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疲惫的红军主力兼程赶往黄安，后又转向七里坪地区，堵击敌军。红军奋勇冲杀，虽给敌军以重创，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随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会攻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红军虽经五天激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但敌军仍继续向前逼进，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红军不得不退出新集，东转皖西。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河地区之后，又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13日、24日，张国焘连电临时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回电。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不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里，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地区，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另以10余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1932年7月初，国民党军队首先进袭襄河两岸，企图消灭红三军和占领湘鄂西根据地。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执行冒险主义方针，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三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求作战，遭到损失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内构筑堡垒，准备固守。红三军因此遭到很大伤亡。8月，国民党军队向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9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2000余人落入敌手。10月，根据湘鄂西分局的决定，红三军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历时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随后，红三军即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5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
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批评苏区中央局不认识进攻策略的重要性，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批评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对过去中央根据地工作中的“错误”批判得不够彻底，没有明确地反对机会主义；批评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后工作“不得力”。指示电认为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这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以三个师的兵力从广东北犯，赣南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指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然后再沿赣江北上，进占赣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中旬，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的问题，对中央根据地的工作进行检讨，并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规定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应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迅速地向外发展。
6月下旬，红一、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庾东北地区，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7月初，经过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入赣粤军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陆续北进到达兴国及其附近地区。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攻占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17日克乐安，20日再克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三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的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在后方的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后方的负责人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这个意见行不通。他们于9月23日、25日连续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他们提议尽快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作战方针。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反“围剿”作了部署：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在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的地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的据点，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战场。但苏区中央局立即指责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执行。
为了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小源举行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为此，会议讨论了在根据地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会议对1932年的几次战役作了评价，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虽然承认攻占漳州取得了胜利，但又批评这样做耽误了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会议主要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在当年3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这种意见未被会议接受。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从10月开始，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开辟建黎泰根据地，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又进行金溪、资溪战役。在1933年1月8日南城黄狮渡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1932年底，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7万人。
1933年1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按照宁都会议所确定的军事方针，连电红一方面军总部，要求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前方，要求红军“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并称中央局的指令必须立即执行。这时国民党军队作了新的部署，在抚河以东调动敌人已无可能，朱德、周恩来乃决定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但同时提出，如果强攻南丰不能奏效，就要转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在运动战中加以歼灭。2月12日，红军攻南丰城，激战一夜，伤亡400多人。当发觉敌军主力驰援南丰时，周恩来、朱德于2月13日即把对南丰的强攻改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敌军，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转移到敌前进的右翼宜黄南部，待机歼敌。2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黄陂推进，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经过2月28日和3月1日的两次激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接着，国民党军队又调集兵力直扑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一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三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这样，就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的结果。在红军处于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他们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采取退却的步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六路围攻的胜利
在中央根据地军民与“围剿”之敌浴血奋战的时候，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到达川陕边，随后同当地党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利用四川几个地方军阀正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的时机，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3年2月，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四川各派军阀取得暂时谅解，停止混战。1933年1月，蒋介石委任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2月中旬，田颂尧率部分三路进攻川陕根据地，一度占领南江、巴中、通江。红四方面军采取“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自5月下旬起发动反攻，到6月中旬粉碎敌人的进攻，共俘敌1万多人，恢复并扩大了原有的根据地。7月，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共有4万余人，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这时的川陕根据地，北依巴山，南抵仪陇，东起万源，西至苍溪和广元，人口达200余万。8月至10月，红四方面军又在仪陇、南部间，营山、渠县间，宣汉、达县间发动三次战役，共歼灭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2万人，并开辟了一些新区。10月底，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扩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至此，红四方面军共辖5个军15个师40多个团，约8万人。
张国焘此时以中共中央代表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一切。他坚持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和四川军阀的进攻，也赞成“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赞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但是，他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实行了许多过左的政策。在土地革命中，他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在经济上消灭富农，损害中农利益，没收中小工商业。在军事上，他只要正规军，不要地方军，把地方武装仅仅当作扩大红军的一种手段，每每采取“连根拔”的错误办法补入主力红军。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继续执行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拒绝与上层人物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或者虽然建立了某种统一战线关系，随之又任意破裂。在肃反斗争中，他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严重发展，不少有文化、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遭到迫害。由于旷继勋、曾中生、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并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做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工作，才减轻了张国焘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但张国焘以“通敌”等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红四军军长旷继勋，逮捕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后来在长征途中把他秘密杀害。
1933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20万人的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歼灭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到1934年9月，共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湘鄂川黔等根据地的开辟
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湘鄂川边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1933年12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县大村举行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1934年，在向黔东进军途中成立由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5月至7月间，红三军进入黔东，开辟包括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的酉阳（今属重庆市）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8月，湘鄂西分局决定红三军一方面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根据地，另一方面东出湘西，在湘鄂川边恢复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以形成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大局面。
1934年夏，湘赣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处于困难境地。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三军取得联系。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于8月7日率红六军团9700多人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与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当晚转移到松桃县的石梁。10月26日，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会师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即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王震仍分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同时，成立中共黔东特委，重组黔东独立师。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统一行动，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等地挺进。11月7日，占领湘西永顺县城，随之在永顺县城以北的龙家寨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三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形成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遵照中共中央电不，建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到1935年1月，湘鄂川黔根据地初具规模。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的军委分会。
在这期间，还建立了闽东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州中心市委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等到闽东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各级党的组织。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调集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减轻了对闽东的压力，闽东党组织乘机发动全区的武装暴动。1934年2月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6月成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统一领导闽东的斗争。9月，成立红军独立师，有1600余人。他们与畲族、汉族人民相结合，经过艰苦斗争，把闽东各县的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福安、连江为中心的面积约1万余平方公里，拥有近100万人口的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350-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