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北伐之争和第二次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在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一时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只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约10万人。它不仅财政困难，且面临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和南面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蒋介石据有闽、浙两省的全部地区和苏、皖两省的江南大部分地区，拥有兵力约15万人，并有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在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相继被击溃后，北洋军阀中实力强大而尚未受到革命势力打击的奉系张作霖，同北伐军之间已不再存在可作为缓冲的地带。于是，张作霖分兵两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进抵苏北、皖北，威胁南京；另一路即奉系部队的主力，沿京汉路南下，占领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并陈兵于许昌、郾城、汝城一带，窥伺武汉，对武汉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激烈争论。

    在武汉方面举棋不定的情况下，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蒋。电报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时，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他同掌握武汉军权的唐生智勾结在一起，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局面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力图缓和武汉的反蒋运动。因此，东征讨蒋的呼声在武汉虽然很高，但始终没有真正见诸行动。

    冯玉祥自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曾一度倾向革命，支持农民运动。但他面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受到工农革命运动的冲击，又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26年底以后，冯玉祥控制的陕、甘地区农民运动兴起，多次发生抗粮、抗捐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这引起他的不满，认为农民运动妨碍税收，扰乱社会秩序，命令加以限制和取缔。他虽然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武汉出师北伐，但又对武汉方面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常驻南京同蒋介石联系。冯玉祥拥有兵力约8万人，同武汉方面拥有的兵力相差无几，在宁汉对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一些共产党人对冯玉祥政治态度的变化缺乏分析，依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鲍罗廷等以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他们担心如果先东征沪宁，会过早地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①。这就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的主要观点。鲍罗廷还威胁说：如果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北伐讨奉。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没有采纳东征讨蒋的建议，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进行北伐，即第二次北伐。

    1927年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率领的八万大军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冯玉祥也率部由潼关出发向河南进军。

    起初，第二次北伐战事进展比较顺利。但当奉军急调主力投入豫南战场后，双方发生异常激烈的战斗，一度形成僵持不下的苦战状态。5月中下旬，武汉北伐军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临颍一带，以伤亡1.4万人的巨大代价，击败奉军。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一军牺牲很大。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蒋先云在临颍决战中壮烈牺牲。

    6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第二次北伐结束。

    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

    第二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蒋介石乘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使川、黔、桂、粤等地方军阀进攻两湖，同时秘密策反驻扎在两湖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企图里应外合，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还同帝国主义势力、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在长江和京汉、粤汉铁路上切断武汉的对外交通联络，禁止各地同武汉进行贸易。帝国主义各国商人在武汉的工厂、商店纷纷关闭。在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武汉的一部分工人和店员向厂方或店方提出一些过高的经济要求，致使不少工商业资本家因亏损增加而缩小经营或抽逃资金，甚至关厂关店。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武汉国民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更加困难，被迫颁布现金集中令，禁止现金外流，大量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②。这些措施又引起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厂、商店大批倒闭，日用商品日益减少，失业工人、店员高达10万人以上。市民生活困苦，人心急剧浮动。

    这时，武汉地区及附近省的农民斗争仍十分激烈，特别是湖南农民“耕地农有”的要求很强烈，不少地方成立区、乡土地委员会，用插标占田等方式直接动手分配土地。各地封建地主势力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相呼应，与贪官污吏、土匪流氓、反动军官等结成反对土地革命的联合阵线，进行凶猛的反攻。他们摧毁农会，残害农民，制造反革命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紧急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③；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④。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与此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陆续出台。

    党的五大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⑤、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⑥。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李立三后来回忆道：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⑦。此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还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国民党中央搁置起来。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注释】

    ①《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②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平均不到200万元，而蒋介石在粤沪每月收入达1500万元。武汉政府的月支出约1700万元，绝大部分靠发行钞票、公债和国库券来维持。

    ③《汪精卫先生与革命的民众》，《中央副刊》第20号，1927年4月12日出版。

    ④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15日），《汪精卫集》第3卷，《民国丛书》第四编（97），上海书店根据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版影印，第222—223页。

    ⑤罗易（1892—1954），印度人，英文名M.N.Roy，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

    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⑦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20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