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干涉与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表面化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革命势力迅猛发展和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始料未及的。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因而它们能以较多的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但由于列强之间为争夺在华利益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它们采取的政策和干涉手段在开始时不尽一致。

    英帝国主义者是武力镇压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9月，北伐军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英国军舰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特权，游弋于长江水面，屡肇事端。9月5日，英舰借故公然炮击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城，酿成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1927年1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又提议由英、美、日、法四国出兵，实行联合武装“保卫上海”。这时，各国纷纷增兵中国。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外国军舰60余艘，集结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共2万余人，造成武力威胁中国革命的严重局势。

    不过，帝国主义者也懂得，正在急剧高涨的中国革命潮流不是用直接出兵就可以轻易平息的。他们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美、日帝国主义者看到，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是一个可以拉拢的对象。1926年11月，美国的一家报纸著文指出，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取得成功后，外国在华利益不会受到损失。1926年底，日本外相币原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汉口、南昌活动，并会见蒋介石。佐分利向币原报告：在南昌和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后裂痕将日益明显。1927年1月，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见蒋介石时，蒋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江户向币原电告后，币原判断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认为对中国革命实行分化的政策比直接出兵干涉更为有利。在各国驻北京使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中，英国方面接受美、日的意见，也开始考虑改变对华政策，赞成对蒋介石采取拉拢手段，以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许多地方军阀纷纷同北伐军联络，准备投靠国民政府，换上国民革命军旗号。一批批官僚、政客、买办也同国民党上层拉关系，准备改换门庭，混入革命阵营。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双方都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①官僚黄郛、张群等人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因而此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正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本来，随着北伐军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偏处广州一隅的国民政府，显然已不能适应指导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就是蒋介石也一再提出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武汉。1926年11月19日，他致电广州提出：“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②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并决定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随即停止办公。12月10日，第一批委员经南昌到达武汉。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由已经到达武汉的委员（包括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吴玉章、邓演达、董必武等）组成，以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总顾问，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但是，原来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改变主意，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1月3日，他公然阻挠途经南昌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第二批人员，并于1月5日发表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这样就形成南昌和武汉公开对峙的局面。

    此时，蒋介石集团仇视和压迫工农群众的面目也日益公开化。在广东，北伐出师不久，他们就宣布禁止罢工，并指使工贼破坏工人运动；支持、纵容各地驻军和地方长官，勾结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联合向农民协会进攻，迫害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他们对两湖和江西的工农运动也极力限制，加紧排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昌、九江市党部以及群众团体内的领导，夺取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权。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下决心同共产党决裂。他虽然已控制江西，但实力仍然有限，还需要利用北伐的名义，趁势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占领江苏、浙江和上海、南京一带。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着。因为这一带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最集中的地区，是江浙财阀的大本营，是全国税收最多的富饶地区。占领这一带，就可以直接取得帝国主义势力和江浙财阀的大量援助，取得源源不断的巨额税收，还能收罗数量很大的北洋军阀残余部队和其他反动势力。这样，他就可以大大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决裂。

    1927年春，蒋介石集团压迫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趋势更加明显。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③。

    从1926年末到1927年二三月，围绕国民政府迁都问题的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坚持迁都南昌，反诬武汉的国民党临时联席会议为“非法”，要求停止联席会议，并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撤回苏联代表鲍罗廷，企图以军权控制一切，实行个人独裁。这使武汉地区的反蒋情绪更加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2月中旬发出通告，明确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现时只有先战胜K.M.T.内的右倾势力的进攻，才能保证与党外右倾势力争斗的胜利。”因此，“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通告还指出，这场斗争应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进行，但是共产党应“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能像过去那样“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④。这个通告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对蒋介石的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力，使得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未能得逞。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武汉地区反对独裁、恢复党（国民党）权运动的声浪中，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以提高党权为中心议题的二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林祖涵、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坚决赞助工农群众运动，设立农政部、劳工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一系列决议。全会决定，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所担任的这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全会选举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随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部长和农政部部长。全会还通过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邓演达、毛泽东等提出的《对农民宣言》，决定在区自治机关内设立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和方法。

    对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表面上通电表示拥护，实际上使用更加凶残阴险的手段加紧对抗。3月1日，他指使当地驻军残酷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他以赴前线督师为名，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他指使青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蒋介石仇恨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本质已完全暴露。

    共产国际在北伐过程中对中共的影响

    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激化，使南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提出了一些原则上正确的方针，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有益的指导。但由于他们对蒋介石等人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警惕，因而在处理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的关系时，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对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逐渐形成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在北伐战争的进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有了新的发展。蒋介石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专横跋扈，凭借武力指挥一切。他用安插亲信和拉拢收买的办法，控制国民革命军各军和一些党政部门，这就引起国民革命军中一些将领的不满。在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前后，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国民党中央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在革命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改变前一个时期的消沉状态，积极主张恢复党权，迎汪复职，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此时在欧洲的汪精卫仍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蒋介石认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他自己。因而，他极力反对汪精卫回国。但由于他的处境一时还比较孤立，不得不在表面上拥护迎汪，同时派代表找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希望中共不要赞助汪精卫回国。

    鲍罗廷虽然看到蒋介石已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但他并不主张倒蒋，而是主张蒋汪合作，由汪精卫负责政府工作，由蒋介石负责军队。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也认为蒋汪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9月16日，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上，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陈独秀认为，采取让步策略是正确的。会议作出八项决议，其中有：“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声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⑤。

    这次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十七号通告，指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陈独秀还向蒋介石派到上海的代表表示，中共只是在三个条件下赞成汪精卫回国：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为了争取蒋介石，维经斯基决定亲率远东局成员曼达良、福京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前往汉口，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在9月20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远东局联合会议上，维经斯基为与蒋介石的会谈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在谈判中，既不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汪精卫；由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由蒋介石掌握军事领导权。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对汪精卫寄予很大的期望。鲍罗廷赞成汪精卫回国，认为“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出，迎汪复职“这个口号确实能够把所有革命组织联合起来，也能博得农民群众的同情并受到军队中革命人士的支持”⑦。陈独秀等人本来就视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因此中共中央也认为，只要汪精卫回国复职，国民党左派就有了坚强的中心，可以恢复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指导地位，从而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在动摇彷徨之中。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然而，共产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能够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除了支持蒋介石、汪精卫之外，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也很看重唐生智。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利用北伐胜利进军的机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实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其军队即从一个军扩编为四个军，兵力远在其他各军之上，控制着湖南、湖北两省。蒋介石非常害怕唐生智取代自己的地位，极力加以压制。唐生智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借助汪精卫同蒋介石相对抗，一方面极力表示左倾以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虽然清楚唐生智不是真心拥护革命的人，但又认为唐生智、李济深等是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派。因此，远东局决定派人去同唐生智建立联系。中共中央采取了在蒋、唐之间搞平衡的策略，提出既要维持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又要帮助唐生智发展实力，以“维持实力派间对抗的均势，不使造成一人的军事独裁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下级党组织从各方面争取唐生智，“影响他的左倾”。这种想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保持革命局面的策略，是一种极端软弱的策略，更何况唐生智并不因共产党的支持而真正左倾。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对这个决议案作出解释，指出党以前“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由于提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土地革命等问题的认识，在1927年春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一些地区的工农运动和反蒋斗争，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决议虽然认为，在这一时期，推动革命向前发尽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却又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等人身上，包括由他们领导军队、政权、土地改革等。特别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迁都之争后，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已十分嚣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试图推迟同蒋介石的决裂，指望用妥协策略来暂缓矛盾。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叮咛“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⑧。

    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警惕，认为“我们处在这个右倾局面之下，必须拿出向右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断送革命”⑨，并且做了一些反蒋的准备。起义胜利后，党曾采取积极步骤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加强工人武装纠察队，准备抵抗蒋介石、白崇禧军队的缴械，以求巩固胜利的成果。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仍然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决裂，指示中共中央：“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⑩。结果，当蒋介石宣布军队负责维持秩序，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后，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致信上海区委，要求“表面上要缓和反蒋”（11），使得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松懈。

    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革命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下，革命政权问题突出地提到党的面前。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推动了许多县政权的变化。在湖南省，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或公法团联席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县农民协会、县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他们虽没有自己推举县长，但原有的县长不能不听从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实际上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局面。江西省有些县，由于广大群众的拥戴，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在省政权方面，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祖涵、李富春参加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共产党员和工农代表参加革命政权，这是北伐战争胜利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

    虽然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一度存在着错误认识。1926年9月，中共中央委托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谭平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府。然而在共产国际未予答复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党内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中共中央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央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限令担任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并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在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把“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作为“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文章表白，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1926年底，中共中央初步认识到参加政权的意义，决定共产党员“应争取参加各省政府”（12）。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加入政府机关的要求后，中共中央对参加政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陆续派出谭平山、苏兆征等参加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但由于形势迅速恶化，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同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13）。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14）。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

    随着北伐的进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危险倾向日益显露。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推翻北洋军阀的任务还有待最后完成，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报告分析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时，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虽有左的言论，实际行动却很右，但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等等。报告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一方面把工农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倾向夸大成主要危险，甚至把一些正确的做法也说成是“左”倾，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这种认识完全把事情的主次颠倒了。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错误认识。

    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议决案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但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这实际上是把同右派斗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陈独秀等人把一些作出某些左倾表示的军官、政客也看作可以依靠的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政权交给他们，甚至要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让给他们来领导。这就不能不在日后时局陡然逆转的关键时刻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挽救危机的政策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并加强共产党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未能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各种准备，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给正在热火朝天地发展着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中共中央纠“左”的方针传到湖南乡下后，有些地方开始搞起所谓“洗会运动”，把一些革命的贫苦农民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洗”出去。衡山、湘乡等县很多乡的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委员长甚至被关进监狱。这就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就在党内受到抵制。

    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在武汉的吴玉章、瞿秋白和邓演达等，曾紧急商讨对付蒋介石在沪宁一带异动的方案，提出从武汉调第四军赶到南京，配合尚未开往江北的第六、第二军，加强南京一带的防务，借以监视蒋介石。4月3日，第四军已做好开往南京的准备，但陈独秀却致电武汉表示反对。

    4月初，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同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密谈。他们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反共的时机与方式上有一些分歧。陈独秀却主动找到汪精卫，与汪进行了会谈。4月5日，陈独秀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谣言”。宣言称：“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宣言希望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如弟兄般亲密”。宣言发表以后，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武汉。4月中旬，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也先后到达武汉。中共中央机构正式移驻武汉。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周恩来严肃指出：“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15）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第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第六军未来得及调出的少数部队被包围缴械，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

    这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看到上海面临着巨大危险，立即决定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和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决定上海区委工作计划，制定摆脱危险的防备措施。可是当李立三等人抵达南京时，上海已发生了大屠杀。

   

    【注释】

    ①政学系，官僚政客集团。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拒绝参加。他们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系，从事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北伐开始后，该集团与蒋介石相勾结，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出版社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00页。

    ③《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年2月2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④《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的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2页。文中“K.M.T.”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主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⑥《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卅I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第65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⑨《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最近全国政治局面及革命运动的趋势》（1927年3月12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9页。

    （11）《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付刘峙破坏、市府就职、内部组织、与蒋接洽等问题》（1927年3月2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12）《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13）《中共中央二十二号通告》，1926年10月3日。

    （14）《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15）《特委会议记录——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1927年4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19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