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罢工斗争的蓬勃兴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省市和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相继爆发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1月，长沙华实纱厂2000多工人在黄爱、庞人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遭到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的镇压，黄爱、庞人铨被逮捕杀害。黄爱、庞人铨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在党的教育下，于1921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是全国最早被军阀残杀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的英勇牺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湖南党组织为此发起驱逐赵恒惕运动，得到湖南人民和全国各地群众的广泛支持。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达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是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工资微薄，中国海员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待遇却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中国海员还要受资本家及包工头的剥削，并随时受到无故开除的威胁。他们过着非常艰难和痛苦的生活，心中积压着对英国殖民者的怒火。他们航行于欧美各国港口和国内各港口，受到当时如火如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反抗斗争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海员中的先进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于1921年3月6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是中国海员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苏兆征、林伟民是从工人中产生的优秀人物，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海员工会在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于1921年9月正式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职业等要求，但遭到拒绝。同年11月，海员工会第二次向资方提出上述要求。这时，各轮船上的外籍海员增加15％的工资，而海员工会提出的要求却又被拒绝。中国海员对此感到极大愤慨。1922年1月12日上午，海员工会第三次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限令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资本家对海员工会的最后通牒仍置若罔闻。中国海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始举行罢工。
为了扩大罢工的声势，香港罢工海员积极联络和争取香港运输工会举行同情罢工，给予港英当局和资本家以更大的打击。罢工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由于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拒不答应海员的要求，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工人于2月底举行总同盟罢工。3月初，罢工人数迅速增至10万以上，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随着交通运输的中断，香港出现生产停顿、商店关门、日用食品日益匮乏、物价暴涨、市民大量抢购的现象。这充分显示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威力。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极为关注和重视。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即发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党还派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李启汉与其他代表一起，与港英当局企图招募新工人以破坏罢工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国民党广州革命政府对香港海员罢工也表示支持，在罢工开始后每日借出数千元给海员作罢工的经费。在内地，长辛店工人首先发起组织“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和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津浦等各铁路线的工人积极响应，纷纷在本地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京汉铁路工人不顾反动当局的迫害，在火车头上挂起写有“援助香港海员”六个红色大字的大旗。这面大旗飘扬在北京与汉口之间的列车上。
港英当局及资本家对香港海员罢工采取高压、恐吓、欺骗、调停、利诱、分裂等手段进行破坏。3月4日，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在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地区向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后因伤势过重又死去2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港英当局走投无路，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罢工海员提出的恢复海员工会原状、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等要求。这场罢工斗争坚持56天，终于取得胜利。喜讯传来，工人们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举行庆祝大会。在香港，当港英当局的代表把海员工会的招牌重新挂起时，10余万工人把街道围得水泄不通，“工人万岁”的欢呼声震动整个香港。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后，长江船员和上海邮务工人、纱厂工人，以及苏州、无锡等地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共产党员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并使广大工人摆脱黄色工会的控制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5月上旬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到会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173人，代表着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总结以往工人运动的经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反帝反封建作为工人运动的基本目标。大会讨论并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和《惩戒工界虎伥案》等10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宣言分析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指出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削平行帮，消除隔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
党的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密切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会等；工会工作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工会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努力；同时还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在此期间，工人运动表现出以下特点：（一）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觉悟迅速提高，罢工从主要是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主要是为争自由、争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二）工人的组织程度明显提高，出现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
1922年8月，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宣称要重开国会，制定宪法。党利用这个机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劳动法大纲，要求国会通过，并且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即保护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对工人实行劳动补习教育）和劳动立法大纲19条（主要内容有：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劳动法大纲得到各地工人的热烈拥护。这次劳动立法运动，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2年下半年，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1922年8月从上海迁到北京，主任为邓中夏）和各地分部所在地为中心，形成几个罢工重点地区。其中，北方区、武汉区和湖南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成绩比较显著。
北方区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为了笼络工人，标榜“保护劳工”。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积极进行合法斗争。吴佩孚为了清除其政敌交通系的势力，在北方六条铁路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人物的情况。党组织选派党员担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此后，罢工风暴很快席卷北方各条铁路线。其中，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继续帮助各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外，开始着手组织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首先成立的地方总工会是武汉工团联合会，不久扩展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它由28个工会组成，共有3万多名会员。随后成立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由14个工会组成，会员4万人。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最大的产业总工会，由汉冶萍公司所辖汉阳、大冶、安源各个厂矿企业的工会组成，有会员3万多人。
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该企业是德国、日本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1.7万人。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条件差，生活非常困苦。
湖南党组织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进行宣传。年底，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开展工作。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到7月间，党员发展到10余人。同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对罢工作了部署。接着，党组织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同时，还成立侦察队等组织，以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秩序。
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俱乐部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这次罢工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安源路矿当局在工人罢工后，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同时加强戒备予以保护，使路矿当局的阴谋无法得逞。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罢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于9月18日派出全权代表，同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正式签订有13款内容的条约，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条约签字的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游行。俱乐部在发表的上工宣言中表示：“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罢工的胜利，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
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对全国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为仇视，伺机进行镇压。1922年10月，开滦五矿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英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
开滦五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等五个矿区，原由中国官僚资本兴办，后借用英国贷款，改为中英合办，实际上完全由英帝国主义者控制。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和最早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的煤矿，矿工共约4万人。这样一个设备比较先进的煤矿，对矿工说来却是人间地狱。矿工们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很长，每天要劳动16小时以上；工作环境恶劣，矿井缺乏起码的安全设施，以致塌顶、起火、中毒、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
1921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曾制定唐山地区同盟罢工计划，准备在1922年秋，发动唐山、丰润、滦县、滦南和秦皇岛等五个地方的铁路、矿山和工厂的工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罢工。不久，中共北京地委成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等人，先后深入到唐山和开滦煤矿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很快建立唐山京奉路制造厂职工会，由邓培任会长。1922年8月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在视察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准备工作后，立即决定派人加强对罢工的组织和指导。
1922年9月间，开滦五矿先后成立工会。10月15日，中共唐山地委召开由各厂矿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组织联合斗争以及罢工的策略问题。10月16日，在开滦五矿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下，唐山矿、林西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工人的八位代表，向矿务局递交请愿书，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六项要求。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它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中共唐山地委成员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以及各矿工人代表20多人组成。
开滦矿务局对工人提出的要求采取“坚不退让”的拒绝态度，但又害怕工人罢工，便采取“一手持棍，一手持糖”的两面策略，企图用武装威胁和小恩小惠诱骗工人的办法，实现破坏和扼杀罢工的目的。10月22日，当工人俱乐部正在召开各矿代表会议讨论罢工的具体问题时，林西矿的六名工人代表因请愿被矿方无理扣留。代表们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决定从10月23日起，举行五矿同盟大罢工。
10月23日晨6时，唐山矿、林西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码头的工人同时宣布罢工。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纱厂以及马家沟矿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参加罢工者近5万人。
罢工开始后，罢工委员会以五矿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表总罢工宣言，控诉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行径，述说工人的悲惨生活，呼吁全国工人和社会各界对罢工予以声援和支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迅速发动各地工人团体以发表通电、捐款捐物等形式，对开滦五矿的工人罢工斗争予以支持。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同时发表宣言，组织人员上街募捐，举行示威游行。各地工会纷纷发表通电，对这次罢工予以声援。到罢工结束时，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的捐款累计达3万多元。
罢工爆发后，矿务局和军阀政府勾结，急调军警3000多人实行武力镇压。英帝国主义派出武装直接参与镇压。10月26日，军警向罢工工人开枪，制造了重伤7人、轻伤57人的流血惨案。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随即被查封。罢工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受到监视。
开滦五矿大罢工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再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次大罢工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斗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
在这时建立的铁路工会中，以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的工作基础较好。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经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1923年1月底，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全部到达郑州。出席大会者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代表和新闻界人士30多人。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这次大会。其中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等。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当工人运动日益高涨、不利于他的统治时，吴佩孚终于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以“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为借口，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准备对成立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
2月1日上午，郑州全城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郑州普乐园剧场，立即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与会者情绪激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这时，武装军警把会场严密包围起来，企图强行解散会议。代表们与之进行斗争。会议持续到下午4时，被迫结束。代表们冲破重围离开会场，回到住宿的旅馆后又被包围。反动军警强行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把室内什物抢劫一空后加以封闭，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当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号召全路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同时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
2月4日上午，江岸机器厂工人首先罢工。到中午，全路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为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引起外国列强的恐慌。他们直接出面进行干涉和破坏。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惨案。
2月7日，京汉全路罢工工人遭到武力镇压。在江岸，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工会包围，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铆工、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惨遭酷刑而牺牲。在江岸、涞水、高碑店，被捕后死于狱中的工人有4人。此外，罢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军警的迫害与洗劫。在同敌人斗争中，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表现得无比坚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连砍数刀，但他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于2月15日凌晨被吴佩孚的爪牙萧耀南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脚下。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也发表宣言，支援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这次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它虽然遭到失败，但却以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85-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