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
1919年的巴黎和会没有提出解决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的方案。美国因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获得预期的利益，遂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发起召开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九国。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中国问题。在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席代表提出了维护中国主权的正当要求，但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放弃已到手的在华利益，使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只是由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扩大它自己的在华势力，才使日本被迫于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同意将它所攫取的山东部分主权归还给中国。
会议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的条约（草案）》（简称“九国公约”），其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所控制地区的门户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其实质是在确认美国所占优势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防止英、日两国结盟的可能性。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列强都极力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各国输入中国商品的净值指数，以1913年为100，1921年增至158.9，1922年又增至165.8。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金额，1918年至1922年的短短几年内，竞增加三倍以上。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新设立的工厂、银行，也迅速增加。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的加剧以及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给中国政治局势带来重大的影响，由外国列强分别操纵控制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抢夺地盘的纷争更加激烈。1916年以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手中。1920年7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的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日本为了夺回控制权，极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中央政权。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奉军大批进入山海关内，企图消灭直军。1922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外。从此，直系军阀独占北京中央政权，差不多控制了华北和华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把它的势力向南方扩张。中国的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各派政治势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在统治阶级方面，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省地方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各派军阀自身的利益，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好人政府”，以为用不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只要有所谓的“好人”进入政府，中国就能得救。至于这些“好人”如何才能进入政府，以及进入政府后是否能起作用的问题，则是他们所不能答复的。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却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1920年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粤军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树起“护法”的旗帜。1921年4月，孙中山被在广东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打算依靠陈炯明的武力，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陈炯明虽是国民党人，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还标榜奉行社会主义，但他暗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策动，并和直系军阀相勾结，于1922年6月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终于暴露出他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他的护法运动至此完全失败。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正在此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这些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推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确定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对党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①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分配土地等。
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十分中肯地指出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华盛顿会议进行侵略扩张的面目，广泛传播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总结和交流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党一方面通过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开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逐渐酝酿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党首先向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文件批判了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着重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二大宣言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这就是：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党的二大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作了初步分析。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便能够即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第二步奋斗。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初步地发动了工人运动，还缺乏革命的经验。有些人受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影响，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更多地考虑的是后一种可能。也有些人从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考虑的是从民主革命很快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一种可能。但是，在中国这样有着复杂国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达到这种前途，他们还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党的二大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初步地认识了实际上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这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九个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样就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它对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献中，在阐明党的性质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分子所组成的政党。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会提出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持。但是，在中国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依靠本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而不能由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不能不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党的二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它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舆论宣传和政策指导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党的二大后，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在1919年10月由国民党改称中国国民党以后，其成员有所增加，但并没有从组织上统一起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制定过统一的行动纲领。孙中山和他的一些同志是国民党的主导力量。他们在屡遭失败后仍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所不容。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③。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败。与此同时，他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幻想也宣告破灭。这使离开广州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重新寻求革命的出路，寻找新的革命同盟者。
正当孙中山在寻求新的革命同盟者的时候，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同他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研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苏联④政府表示要给予孙中山和国民党以经费和物资的援助。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联政府代表越飞⑤，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赶走陈炯明部。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3月成立名为“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此时，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外有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威胁，内有滇、桂军阀的干扰，孙中山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五四运动和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具有辛亥革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特点。他还看到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这些都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孙中山决心同苏联政府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从此，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在此之前，党的二大虽然确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共两党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由共产党单方面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张两党实行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二大以后，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试图利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没有成功。此时，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曾经同孙中山会谈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不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就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共产国际在听取马林的汇报以后，批准了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廖仲恺等领导人积极主张改造国民党，以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他们从陈炯明叛变的教训中体会到，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吸收新鲜血液。这是孙中山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除了因为自身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决定外，还因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进行民主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阵营和力量。这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中国国民党年轻得多的政党，党员数量也少得多，并处于秘密状态，活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
【注释】
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719页。
②《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③《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④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⑤越飞（1883—1927），苏联人，俄文原名А.А.Иоффе。1917年6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俄共（布）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在苏俄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22年8月以苏俄密使身份来中国。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P74-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