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从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湖南出席会议正式代表50人，候补代表5人，列席代表3人，毛致用、万达、焦林义当选为中央委员，熊清泉、孙国治、尹长民、杨正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党的十二大以后，湖南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主要特点是：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了重大步伐。

    农村改革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任务。稳定土地承包，根据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的精神，全省普遍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完善承包合同，到1983年年底，全省80％的生产队和耕地承包户签订书面合同，农民明确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各种负担大为减轻；建立健全财务制度，通过开展财务整顿和改革，克服了财务账目紊乱状况，建立了新的管理秩序；此外还调整了承包耕地，处理了集体耕牛、集体公房、存积资金等问题。经过两三年时间，全省大田责任制基本稳定。1983年到1984年，全省又在林业、牧业、渔业和社队企业等多种经营方面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与此同时，农村供销、信用、商业、粮食等经济部门和农业技术部门，也逐步建立起与农村改革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资金、销售、技术方面的服务。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82年9月至11月，由省、地、县联合组成的体制改革工作队，在浏阳县8个公社进行人民公社改革试点；1983年3月，省委充分肯定并向全省转发了浏阳试点的经验。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1984年2月8日，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正式决定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到1984年年底，全省政、社分开工作完成，共建立3315个乡人民政府、375个镇人民政府和4.67万个村民委员会。自1958年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

    根据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湖南从1985年起开始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主要内容是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产值，以促进农业更快发展，农民尽快富裕。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省政府决定逐步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开始退田还湖、退耕还林。1985年2月，湖南停止实行了32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合同换购与议购，并对履行合同的农民提供各种优惠奖励。省政府还决定逐步减少定购基数，扩大议购总数，使农民有更多的产品进入自由市场以增加收入。省委、省政府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到1989年，乡镇企业总数由1985年的66.9万个发展到106.7万个，从业人员由327.4万增加到419.9万，总产值由68.8亿元增加到226.2亿元。涌现出长沙县果园农用汽车厂、邵东珞黄厂、醴陵市浦口出口花炮厂等一批有名的乡镇企业，一些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农村第二步改革中，小城镇建设勃然兴起。到1988年，湖南共有小城镇596个，其中城关镇77个，工矿所在地76个，农村中心集镇443个。岳阳荣家湾、南县华阁镇、临澧合口镇等成为一方名镇。

    农村改革的突破和成功，不但扭转了农业生产的长期被动局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直接推进了城市改革。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个《决定》成为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改革逐步深入到各个领域。从农村到城市，从政治、经济到各项事业，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推动着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湖南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1985年6月12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678名，列席代表30人。毛致用代表中共湖南省第四届委员会作了报告。大会根据中共十二大、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目标，提出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认真搞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精神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具体任务及政策措施；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五届委员会和省纪律检查委员会。20日举行的省委五届一次会议，选举毛致用为省委书记，熊清泉、刘正、刘夫生为副书记。1988年4月，中央决定，毛致用调任江西省委书记，由熊清泉担任湖南省委书记。

    湖南工业企业制度改革，从1979年整顿企业时开始围绕简政放权、搞活企业这一中心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到利改税、下放省直企业管理权限、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管理制，不断深化，逐步推行了经营承包责任制。

    1983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绝大部分国营企业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即把有盈利的大中型企业上交利润制度，改为统一按55％的比例交纳所得税，税后利润部分上交国家，部分留给企业。1984年8月，又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从利税并存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全部留给企业按规定自行使用。这一改革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用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定7年。当年在全省实行利改税的5346户盈利企业中，利润总额为12.56亿元，上交税收占65.83％，企业留利占34.17％。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下达后，省委、省政府于10月决定省直厅局今后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并将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衡阳轴承厂、醴陵国光瓷厂等首批44个省属企业下放给所在中心城市，1985年2月又下放第二批。到1987年年底，全省131个省属大中型工交企业，除32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外，全部下放到所在中心城市。1986年4月，省政府作出《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在全省普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管理制，授予厂长（经理）更多的权力和责任，在企业内部划小企业内部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技术发展方向，鼓励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到当年年底，全省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全民工业企业达到2090户，占全省国营工业企业总数的64％以上。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和厂长责任制取得显著效果。1985年1月，省政府决定在全省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中逐步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随着其他各项制度的改革，经营承包责任制逐步铺开，到1988年3月，《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配套、完善、深化、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若干规定》出台，承包经营责任制走向规范，并取得显著成效。198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株洲市被列为全国企业劳动人事、工资、社会保险三项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首先选定24家基础较好的大中型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而后在全市企业中推行并逐步深化。主要是打破“铁饭碗”和“铁交椅”，推行劳动合同制，实行干部聘用和部门负责人任期目标责任制，实行岗位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经过几年的实践，三项制度改革收到明显成效，创造了有名的株洲经验，为推进全省、全国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和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全省持续进行的物价改革对市场调节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79年到1984年间，湖南数次进行以农产品价格为先导的物价改革，收到比较好的效果。1985年开始，湖南的物价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实行“以放为主”的方针，迈出了较大步伐。在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的同时，对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价格，即国家定价和市场定价并存。到1986年年底，原属省以上定价的293种日用工业品，除食糖、食盐、卷烟等35种继续由国家统一定价、58种实行国家指导价外，其余200种下放地市和企业定价。1987年后，湖南的物价改革进入一个调、放、管相结合的新阶段。为减少物价改革引起的震动，保证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省政府决定，从1988年4月1日起，在猪肉、鲜蛋、蔬菜和食糖放开价格后，发给职工适当的补贴。为遏制物价上升势头，1989年省委、省政府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采取许多稳定物价的措施，包括控制物价指数、稳定主要食品价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加强对日用消费品价格和各项费用的管理、加强物价检查监督。通过这些措施，扭转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局面。

    为活跃城乡市场，全省商业、供销、物资、粮食等部门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从1984年开始进行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的流通格局。

    1984年，省政府在总结前三年试点的基础上，正式制定《关于商业、供销企业推行经营责任制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到1988年，全省大中型商业企业实行经理（厂长）负责制的799个，占总数的98.2％，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406个，占总数的49.9％；全省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行、转让、租赁、承包、拍卖的3893家，占总数的99.1％。为发挥中心城市的枢纽作用，1984年至1986年1月，省商业厅将直属的51个日用工业品二级站、副食品调拨站等企业全部下放给所在地市管理。各地市商业行政管理部门也将原来直接管理的523个企业，下放473个给县市管理。766个行政性专业公司中有701个转为经营服务型的经济实体，发展多种批发方式开展灵活经营。1984年，省政府布置各地创办一批工业品贸易中心和农产品贸易中心，初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枢纽，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网络形的批发商业体系的雏形。1984年，省政府大力号召发展集市贸易。经过几年发展，到1991年，全省集市场地建设资金达到5.11亿元，在3733个集贸市场中，农村市场3202个，初步形成大、中、小相结合、综合与专业相结合，批发与零售相结合的多功能集市网络。出现了衡阳市江东综合集贸市场、常德市桥南市场、邵东县两市镇小工业品市场、岳阳市巴陵大桥集贸市场、湘潭布市、株洲芦淞大市场等6个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大型集贸市场。1980年后，全省逐步冲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开辟新的流通渠道。到1985年，全省国营商业实行工商联营、与乡镇企业联营、与供销社联营、商商联营、与个体户联营、与省外的工商企业联营的共计4215家。

    湖南通过计划、财税、金融管理体制等改革，使宏观调控手段由直接控制逐步向间接控制转变，同时加强和改善了宏观管理。

    计划体制改革从1984年12月开始，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步打破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括放宽地区、部门企业管理权限；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改进计划管理体系，由单纯按部门、地区和行政系统垂直联系，转而加强城市和企业集团的联系；调整计划管理的内容，加强战略研究和结构调整等全局性的计划管理，从1980年开始，全省先后编制了“六五”、“七五”、“八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计划承包制，从1985年起，对地州市或重要城市的钢材、煤炭等物资和某些商品的调拨指标实行多种形式的包干责任制。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使计划管理格局发生了变化，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国家与企业、省地市与县乡的分配关系，增强企业和县乡的活力与自我发展能力。1980年至1986年，预算管理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由省直接包干到县市，财政由统收统支向分级包干方向转化；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实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管理转化。湖南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从1978年的27.98亿元增长到1991年的80.52亿元，年均递增8.18％。税制改革体现在制度改革和调整税种中。企业利改税和利税分流试点均取得成效，从1990年起逐渐向全省铺开；新税种增加，1986年全省征收税种22种，1988年税种增加到34个，1989年至1992年间，又新增税种8个。

    外经贸体制改革主要是打破高度集中的垄断体制，下放外经贸经营权，逐步转向全面自主经营。通过各种改革措施，扩大了湖南对外开放和交流。1983年3月，湖南省与日本滋贺县缔结为友好省县，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1984年10月，在长沙举行了湖南首次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来自17个国家和港澳地区的客商620人参会，经过洽谈，正式签订合同196项、成交1.6亿美元，对促进全省对经济技术开发开放起了重要作用。

    从1984年起，湖南金融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金融机构设置方面，除恢复农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分离出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外，还成立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长沙、湘潭、岳阳各城市信用社也迅速发展。各金融机构改革信贷管理制度，积极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服务。1984年至1987年，建设银行系统对轻工业贷款9.14亿元，进一步支持了湖南工业结构的调整；全省农业银行对农业贷款64.14亿元，促进了全省农村经济的发展。1987年至1989年，建设银行为城市建设提供大批贷款，使长沙、湘潭、衡阳等许多城市的面貌在短短几年发生了较大变化。全省保险事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1986年至1988年，全省共收保险费11.01亿元，支付国内赔偿费4.21亿元，涉外赔款45.7万美元。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到经济运行机制的全方位多领域纵深发展，真正触及了长期以来逐渐变得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更重要的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了思路上、整体上的准备。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湖南的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

    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始于1981年。1984年4月，省科技体制改革现场会在株洲召开，介绍推广了株洲电子研究所的改革经验。5月26日，省政府发出《关于改革科研院所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科技体制改革在全省铺开。从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放宽放活科研人员、开拓技术市场等方面着手进行的改革，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8年至1992年的5年间，全省共取得科技成果7870项，其中获得国家级奖励的128项、组织科研攻关项目829项，累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14258件和6150件，均居全国第5位。水稻、小麦、高粱“两系法”杂交育种研究和水稻基因工程等一批科技攻关项目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国防科技大学1993年研制成功的“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教育体制改革1985年拉开序幕。当年4月，中南工业大学在高校中首次实行校长负责制。9月，省委、省政府发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通过改革，教育经费逐年提高，高等院校开始实行校长负责制、进行教学评聘、毕业生不包分配；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步骤推行；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招生比重加大。1989年10月，国家教委在湖南召开燎原计划与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县工作会议。以郴县为主要现场，对郴县教育给予了很高评价。1990年9月，省委、省政府在郴县召开湖南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全面总结20世纪80年代全省教育改革经验，部署90年代教育工作任务。

    卫生体制改革重在打破封闭式管理体制，发展医疗联合体。1988年，开始在部分医疗单位实行院（所、站）长负责制和承包责任制。

    体育体制改革主要从加速体育社会化进程入手，同时处理好普及与提高、运动与竞技的关系。1988年，熊倪在第24届奥运会上获跳水银牌，实现湖南在奥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带动了湖南运动员在一系列国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1993年9月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湖南代表团以金牌总数名列各代表团第9位的好成绩，实现了湖南体育跻身全国十强的目标。湖南省在体操、羽毛球、举重等体育项目上走在全国前列。

    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湖南对政治体制改革也进行了有益探索。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促进区域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经中央、国务院批准，湖南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多次调整，主要是推行地改市、市管县体制。1980年1月，将过去由湘潭、衡阳、邵阳3个地区代管的湘潭、衡阳、邵阳3个市上升为省管市；1981年6月，黔阳地区改名怀化地区；1983年5月和7月，先后撤销衡阳地区和湘潭地区，实行市带县体制；1983年7月，岳阳市上升为省辖市；1986年1月，撤销邵阳地区和岳阳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1988年1月，常德市升为地级市，撤销常德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1988年5月，大庸市升为地级市；1994年撤销郴州地区，设立地级郴州市；大庸市更名张家界市；1995年11月，撤销零陵地区，设立地级永州市；1997年11月，撤销怀化地区，设立地级怀化市；1999年1月，撤销娄底地区，设立地级娄底市。至此，全省共设13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计14个地级行政单位；设16个县级市、72个县（其中7个自治县）、34个市辖区，计122个县级行政单位。湖南党政机构的改革从1983年开始，首先在省直各部委厅局全面铺开，随后向市州县推行，重点是精简机构。1987年机构改革抓住党政分开这个关键，以转变政府职能，撤并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为重点。到1988年年底，全省撤销50％以上的非常设机构，1990年党委撤销一些与政府对口的工作机构，党委、人大、政府，都从分清职能入手，分别制定各自的工作规则或议事制度。

    在进行各项改革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努力寻求全省经济共同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之后，历届省委、省政府对湘西地区发展非常重视，一直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全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1985年1月决定对湘西12个贫困县一律免征农业税5年，取消对农民的一切统派购任务，所有农副产品都改为自由购销、多渠道直线流通。1987年起，在全省全面铺开扶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工作。各市州县成立了扶贫工作机构，筹措扶贫资金，重点用于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以下的贫困县和150元以下的贫困乡、村、户，制定了1987年至2000年科技、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规定，具体包括贫困县3年解决温饱的规划和武陵山区整体开发规划，组织社会各界进行对口支援。通过全省各级有关部门5年的努力，到1990年，全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

    全面改革推动了湖南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到1985年，“六五”计划规定的任务和各项指标，绝大部分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1986年开始实施“七五”计划，到1990年，各项主要指标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2.64亿元，比1980年翻了一番多。在此期间，农业连年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5位；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1.3％，轻工业增长速度高于重工业速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尤其是一批国家、省级的重点工程项目相继建成投产：1988年6月，全省第一条50万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葛常株工程全面投产；10月，衡阳湘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12月，衡广铁路复线全线开通；1989年8月，东江水电站第四号机组并网发电，这座投资10.8亿元、历时11年的国家重点能源建设项目全部建成；8月29日，长沙黄花机场建成并举行首航式。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177-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