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湖南人民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或影响下积极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日游击斗争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中共中央相继派出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和八路军南下支队深入到湖南沦陷区，发动群众进行敌后游击战争，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民主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中央政府退至四川重庆之后，湘鄂边界地区成为中日双方拉锯交战的战场。处于这一区域的湖北石首、公安和湖南华容三县，战略地位相当重要。1942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明确指示中共湘鄂边特委：在该地区未被日军占领时，一切工作按隐蔽精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办事，尽可能保存党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团结革命群众；当时局发生变化、有了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时，应迅速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联系，在其领导下迅速发动游击战争。1943年3月，侵华日军发动鄂西湘北战役，数日之内，石首、公安、华容等县先后沦陷。原已转入秘密状态的中共湘鄂边特委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既定方针开始活动起来，当年8月，派公安县委书记张泽生前往鄂豫边区取得联系。9月，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党委派遣由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泽生任政委的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向石（首）公（安）华（容）地区进军。9月18日，江南挺进支队进抵石首江北地区，收编抗日武装方以成部，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在江北地区站稳脚跟，由40余人发展到200余人，为创建石公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1月上旬，日军发动常德战役，后方相对空虚，江南挺进支队趁此跃马长江，于12月1日抵达华容、石首边界的桃花山，以此为中心开辟石公华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石公华县委，在根据地内开展政权、经济、武装、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并打退日伪军对根据地发动的多次“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945年3月，石公华县委撤销，建立江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到日军投降时，江南挺进支队发展到1000多人枪。抗战胜利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于10月初奉命北撤，石公华抗日根据地随即结束。这是抗战期间出现在湖南境内的一块主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的建立，打击和钳制了日军在这些地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湘西北迎接解放的斗争。
根据抗战进程和新的形势，为在湘鄂两省之间建立根据地，194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共5000余人南下。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于1945年3月23日抵达湖南平江，并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26日占领平江县城，张贴公布《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号召“工农商学各界，军队地方士绅，不分阶级党派，一致联合对敌”，“愿我三湘子弟，一致义愤填胸，起来保乡卫国，充当抗日英雄”。3月28日，在平江建立抗日民主政府。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南下支队深入基层，广泛发动群众，在思村乡、汉昌镇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这些乡、镇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积极配合部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支援部队，参军参战。20多天内，全县各地报名参加南下支队的就有477人。在平江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南下支队迅速打开局面。4月13日，南下支队在汪坪建立湘鄂赣边区党委会、军区和行政公署，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通城等14县的斗争。经中央批准，王震为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从此，南下支队艰苦转战在湘东北地区，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与企图置南下支队于死地的国民党顽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创建湘鄂赣抗日根据地付出巨大努力。4月2日，南下支队派遣熟悉湘阴情况的杨宗胜、吴远光率第六支队进驻湘阴敌后地区，坚持战斗5个多月，成功地策反日伪军任命的湘阴县长兼保安司令左钦彝，开辟以白鹤洞为中心的湘阴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顽强地打击了日伪军，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队伍，有力地策应主力部队南下。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南下支队主力于7月初离开湘东北地区向南进军。8月初，在湘潭与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等接上关系，成立由周里兼任书记的湘中地委，同时将南下支队第四支队留在湘中一段时间，协助湖南地方党组织收编抗日武装，开展抗日工作。同时，将张鹏飞、马扬德两支抗日游击队编成“湘粤赣人民抗日自卫军”，任命张鹏飞为队长，介绍马扬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两支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作战，在共同抗击日、伪、顽的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月7日，南下支队主力离开湘潭，继续南进至湘粤边。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对各战略区的调整部署，南下支队奉命北返中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从1945年3月23日入湘到9月20日离湘北返，南下支队在湖南艰苦转战半年时间，足迹遍及临湘、岳阳、平江、湘阴、长沙、浏阳、宁乡、湘潭、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永兴、资兴、汝城、桂东、酃县、茶陵、攸县19个县市，对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鼓舞了湖南人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湖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声誉，而且播下了革命火种，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各地特别是湘东北、湘中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留下刘亚球、谷子元等一批湘籍干部在湖南坚持斗争，为以后全省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湖南，4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日军队进行中国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湘西会战。经过两个月战斗，以日军战败告终。
在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湖南代表分在大后方代表团的两湖组，正式代表8人：周恩来、帅孟奇、徐特立、高文华、李涛、毛朗明、欧阳奔程（又名欧阳方）、谢竹峰；候补代表3名：李振鹏、贾琏、曾惇。帅孟奇任两湖组副组长，高文华任两湖组湖南小组组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和走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任弼时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还通过新的党章，选举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正式形成。5名书记处书记有湘籍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13名政治局委员有湘籍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5人，77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有23名湘籍委员。
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150万苏军随即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给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中国抗日军民配合苏、美盟军的进攻，对大陆的日本军队展开全面大反攻。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翌日，天皇诏书向日本全国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21日，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全权代表，在湖南芷江县的军用机场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定的代表、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受降洽谈。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国签字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全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民团结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一场民族斗争中，湖南各族、各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面抗战8年，湖南有7年处于战火之中，长期处于正面战场前线。中日双方在湖南进行了6次会战，占整个抗战时期全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的1／4，湖南成了抗战相持阶段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对湖南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在日军侵占湖南期间，先后轰炸1630多次、惨杀无辜百姓92万多人、重伤170万人，合计262万人；被抢走的耕牛、粮食以及被烧毁的房屋、被毁损的财物，难以数计。财产损失折合法币121922亿元，其中直接损失达115044亿元。在忍受着巨大牺牲的同时，全省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还不时调出粮棉等物资接济邻省之需求。湖南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7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