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对即将到来的抗战新阶段进行方针政策的调整。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和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出席会议。会上明确提出要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以斗争求团结。鉴于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此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同时考虑到战局的变化，会议期间，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中原局和东南局。南方局承接长江局的工作，由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叶剑英、博古等为常委，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均由南方局领导。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宣告成立。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正确领导下，湖南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克服因长沙大火和薛岳反共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努力巩固并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在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准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新的发展。
1939年2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在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选举7名省委委员、2名候补委员，省委书记为高文华。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博古出席会议，并宣读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会议总结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布置今后的任务。决定建立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衡阳、南县5个中心县委，湘西工委和湘南特委仍归省委领导。会后，省委对各地组织进行整顿。4月上旬，省委又在邵阳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全副精力进行紧急战争动员，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众动员，利用合法的民众运动；大力发展党组织，同时注意巩固提高。4月18日，国民党邵阳县党部查封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4月20日，武冈县政府强行解散塘田战时讲学院。针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加剧，以及湖南党组织缺乏对秘密工作警惕性的问题，周恩来4月底在衡阳召集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要求省委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向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省委停止组织发展，着重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同时，派省委干部到各中心县委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再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对于群众工作，扭转过去轰轰烈烈的方式，将它放在合法团体中去开展。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血洗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杀害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和吴渊、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等6人，制造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平江惨案”之后，以薛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肆无忌惮地反共，在全省各地制造一系列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恶劣事件。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中共湘南特委、资（兴）汝（城）桂（东）中心县委、南县中心县委、攸（县）醴（陵）萍（乡）中心县委、岳阳中心县委、湘西工委以及20余县的基层组织先后遭破坏。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湖南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动更加疯狂，在全省各地普遍开展清查异党活动。数月间，在湘潭、衡阳、邵阳、常德、益阳等地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3000余人，杀害中共县委主要负责人10余人。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被迫离湘，各种救亡团体或被迫解散，或成为官方御用工具；一些进步报刊被迫停刊，各地进步书店也多被封闭，抗战初期形成的湖南抗日救亡高涨局面遭到严重破坏。湖南省委机关频繁搬迁，1938年年底迁邵阳，1939年12月迁衡阳，1940年2月迁湘潭，同年12月底再移至湘乡县永丰镇（今属双峰县）。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则从1938年11月开始，辗转沅陵、邵阳、衡阳、湘潭、长沙等地，到1940年2月，通讯处工作人员撤往广西桂林；8月，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撤离湖南；9月，通讯处主任王凌波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强押出境。
面对日益险恶严峻的环境，中共湖南省（工）委一方面贯彻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坚持不懈地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另一方面，根据党中央确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十六字工作方针，以及南方局和周恩来对湖南工作的指示，整顿党的组织，切实加强党内教育，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应对突然事变的准备。从1939年7月至1942年年底，湖南省委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省委机关和各地组织转入地下，完成了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策略转变。
1939年7月下旬，南方局制定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根据这一精神，湖南省委决定将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分批撤往延安或新四军；对尚未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疏散党所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所及各地宣传基站，各中心县委也迁入农村，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统战工作的重点也由上层转向县、区、乡镇的地方实力派，学校工作由校外宣传转为校内宣传。与此同时，为适应由公开工作向秘密工作的转变，根据南方局指示，省委在全省党组织中普遍开展组织整顿和保密教育。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发后，湖南省委根据南方局指示，立即组织学习贯彻，并于10月明确指示各级党组织，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地停止发展党员，集中力量整顿各级组织，清洗叛徒、奸细、投机自首分子和异己分子；同时，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党员与秘密党员等关系。经过3个月整顿，32个县级干部调动工作，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000余人减为230人。在整顿组织过程中，各地党组织的思想、作风、纪律建设均得到明显加强。194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鉴于湖南的政治形势，专门发出《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湖南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必然向更坏的方向逆转，湖南党的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湖南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要按照这一方针来一个彻底转变。根据中央这一明确的指示，湖南省委于5月在湘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精简组织，进一步撤退、转移、隐蔽干部，建立精干支部等工作。会后，各中心县委、特委按照省委的部署，积极进行组织精简与干部职业化工作。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简党委组织机关的指示，从1940年2月起，从省委到县委，一律减为3人。到1940年11月，湖南省委仅由高文华、袁德胜（袁学之）、文士祯负责，省委机关迁至湘乡永丰镇，直接领导的基层组织只有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3个中心县委和湘西工委（湘南特委此时已划归中共南方工委领导），共有党员900余名。至1942年6月，根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取消大后方的省委、特委一级机构的指示精神，撤销中心县委等机构，并进一步撤退和隐蔽200多名干部党员。同年12月，高文华、文士祯奉命调往延安，工作移交周里、张春林、刘鼎，并将中共湖南省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委，周里任书记。至此，湖南党组织从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等完全转入秘密状态，省工委领导的党员600余人，与组织保持联系的党员仅180余人。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时，湖南作为中国军队正面抗击日军的一个主要战场，一直战火不断。从1939年9月至1944年春夏的数年间，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正面战场湖南省境不断进行重大战役、战斗，先后组织了3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广大爱国抗日官兵奋勇杀敌，取得了3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的胜利，有效抵御了日军深入湖南腹地，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显示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勇气和决心。1944年夏天的衡阳保卫战，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官兵坚持苦战47个昼夜，毙敌约2万人，伤敌近6万人，打破了日军原计划7天之内打通湘桂线直抵滇缅的梦想。湖南人民在这些战役中先后有100万人参与支援、配合中国军队作战的行动，为抵抗日军的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冒着生命危险隐蔽下来的共产党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合法身份一直坚持革命斗争，推动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支持配合中国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1944年6月至8月的长衡会战，国民党军队先后失守长沙、衡阳等重要城市，湖南全省78个县市的55个县市沦入敌手。从此，湖南由中国正面抗击日军的一个主要战场成为日军占领下的新沦陷区。在此新形势下，中共湖南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布置敌后各县游击战争的指示，开始工作重点的转移，即在继续执行隐蔽待机方针的同时，动员组织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敌后的沦陷区树起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旗帜。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就湘、粤、赣三省工作指示南方局，同意派周里、张春林、谢竹峰从重庆秘密转回湖南，布置敌后各县游击战争。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里等很快回到湖南，在湘乡召开省工委会议，决定恢复、发展党组织，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共产党武装抗日主张，派地下党员赴湘中、湘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派一些党员进入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乡、保长，掌握乡保政权或建立两面政权，掩护党组织和地下工作，同时争取国民党的乡、保甲长站到人民方面来，共同抗日。于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及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或影响下，敌后抗日游击武装迅速发展，遍及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各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省工委以韶山为据点，成立湘中工作委员会和直属省工委领导的韶山特别区委，通过做开明士绅、清溪乡乡长工作，掌握乡政府和乡自卫队。在日军占领湘中地区后，这支武装与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保护当地群众，在湘潭、湘乡、宁乡等县造成较大的影响。中共湘潭县工委积极争取和掌握张鹏飞、马扬德两支抗日游击队，队伍发展到数百人枪，坚持打击日军。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7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