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湖南共产党人，在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失败后，率领保存下来的工农武装转向农村，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成功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并最终取得成功，在实践和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27年10月起，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把武装斗争与建党建军建政结合起来，在边界各县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11月中下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同时成立了中共茶陵县委和县赤卫大队。随后又相继攻占遂川县城、宁冈县新城，建立了中共遂川、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加强纪律教育，毛泽东还相继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东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并于1928年4月3日在桂东沙田正式颁布，后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个月的游击战争，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等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到1928年春，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酃县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随后在宁冈砻市正式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约1万余人，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这次会师，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而且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5月下旬，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袁文才任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领导下，井冈山军民打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多次进攻，使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割据地区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茶陵西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地区，横亘数百里，总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并且形成了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坚固的军事根据地。12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的红五军主力800多人，转战数千里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革命力量。湖南湘东地区的茶陵、酃县、攸县、醴陵和湘南地区的桂东、汝城、资兴、安仁等县先后属于井冈山苏区范围。
由毛泽东、朱德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缔造了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建立了农村第一个红色政权，总结了第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游击战“十六字诀”，颁布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把斗争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于1928年10月和11月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系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井冈山的斗争，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独特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在井冈山斗争的带动下，1928年至1930年，在湖南边界地区又相继创建了湘鄂西、湘鄂赣、湘赣等几块重要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二军、红三军、红五军、红六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红十五军等正规红军，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六军团以及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红一方面军，此外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等武装。湖南边界各根据地的斗争与建设，极大地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经验，为推动全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跨湖南、湖北两省，是在湘鄂边、鄂西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在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委、湘鄂西前委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经过罗峪、堰垭整编后，至1929年7月发展到4000多人，桑植、鹤峰两县红色割据区域基本上连成一片，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到1930年5月，根据地发展到石门、慈利、长阳、五峰、巴东、建始、宣恩、恩施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两三百里。龙山、大庸、澧县、安乡、来凤、松滋等地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也在发展之中。与此同时，在周逸群为首的中共鄂西特委领导下，恢复发展党和群众组织，以各地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鄂西游击总队，不久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1930年2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约7000人，孙德清、邝继勋先后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王一鸣任书记的中共红六军前敌委员会。通过广泛开展河湖港汊地带的游击战争，开辟和发展了沔阳、潜江等县为中心包括湖南华容、安乡、南县等地在内的洪湖革命根据地。1930年春，以山区为依托的湘鄂边根据地和以湖区为依托的洪湖根据地分别建立并得到巩固。为统一两区的领导，创建一个横跨汉江两岸、长江南北的战略根据地，经中共中央批准，贺龙率红四军东进，7月4日在公安县城与红六军会师。红四军更名红二军，二、六军合编组成红二军团，周逸群任军团总前委书记兼军团政委，贺龙任总指挥，共1万多人。9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邓中夏在监利主持召开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建立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邓中夏任特委书记、二军团书记和政委，周逸群任代理特委书记兼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正式形成。湘鄂西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国革命战争提供了在江湖地区依靠群众支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湖南湘西、湘西北的桑植、大庸、石门、慈利、龙山、岳阳、华容、南县、安乡、沅江、益阳、湘阴、常德、汉寿等县先后属于湘鄂西苏区范围。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是在秋收起义前后湘鄂赣边群众武装斗争基础上，经过平江起义，在红五军帮助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平江起义后不久，因敌人集结重兵进攻，红五军主力转战井冈山，留在湘鄂赣边区的部队在黄公略率领下，坚持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万载等县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游击战争，使边区出现全面复兴的形势。1929年4月，成立王首道任书记的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还成立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作为统一政权组织。同年8月，彭德怀等率红五军主力返回湘鄂赣边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在平江黄金洞会合。两支队伍合编，仍称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下辖5个纵队共3000余人。此后，红五军各纵队相互配合，歼灭大量敌人，恢复和发展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年底，特委下辖平江、浏阳、湘阴、修水、铜鼓、武宁6个县委，万载、宜春等临时县委和宜丰特区委等党组织。苏维埃割据区域由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扩大到万载、宜春、通城、通山、阳新、大冶、崇阳等县，县区乡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年春以后，边区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红色割据区域进一步扩大。6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成立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17000多人。同时，以红五军第五纵队为基础组建红八军。9月，为加强对湘鄂赣苏区党组织的领导，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办事处，由刘建中任书记；同时以湘鄂赣边独立师为基础，集合平江、浏阳、岳阳、修水、铜鼓等县赤卫队，在平江长寿街组建了红十六军，下辖3个师，共2000余人，成为坚持湘鄂赣根据地斗争的主要力量。不久，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由蔡申熙带领从鄂南进军鄂东南，成立红十五军。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湘鄂赣边区红色区域设为湘鄂赣边特区，成为全国七大苏维埃特区之一。湖南的平江、浏阳、湘阴、临湘、岳阳、长沙、醴陵等县先后属于湘鄂赣苏区范围。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在湘赣边、赣西南、湘东南人民革命斗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出击后，湘赣边特委和彭德怀、滕代远等指挥井冈山军民坚持根据地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井冈山失守，红五军被迫转移赣南，湘赣边区各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大部分遭破坏。为领导人民继续进行斗争，2月中旬，在九陇山重新组建湘赣边界临时特委；4月，正式恢复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特委抓住蒋桂战争爆发、湘赣边界敌人防守较空虚的有利时机，以红五军李灿部和红四军王佐部为基础，加上茶陵、永新、宁冈、莲花4县游击队部分人枪，组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收复井冈山、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恢复健全茶陵、酃县、永新、宁冈、莲花等县的党组织。不久，彭德怀率红五军从赣南返回湘赣边界，增强边界的武装力量。在特委领导下，湘赣边界党的组织、红色政权、割据区域和地方武装都得到较快发展。至10月，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边根据地基本形成。1930年2月，毛泽东在吉安县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赣西、赣南特委联席会议，扩大红四军前委为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将湘赣边、赣西、赣南3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统一领导包括湘东的茶陵、攸县、酃县和赣西南32县在内的广大苏维埃区域。8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重建湘东特委，将浏阳、攸县、茶陵、酃县、醴陵、株洲、万载、宜春、萍乡、莲花等地党组织划归湘东特委领导，同时成立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9月下旬，在萍乡大安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由毛泽东从红军中派来的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委，共800多人、500多支枪。这支地方红军为创建、巩固和发展湘东、湘东南革命根据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后来成为湘赣根据地主力红十八军、红六军团的骨干力量。1931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湘东特委更名湘东南特委，湘东独立师改称湘东南独立师，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湘东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管辖范围包括湖南的浏阳、醴陵、株洲特区、攸县、茶陵、酃县、安仁、耒阳、永兴、资兴、桂东、桂阳和江西的万载、宜春、安福、莲花、萍乡、安源特区、分宜等地。3月初，广西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领第五十八团进入湘东南地区，与独立师协同作战，占领安仁、攸县、酃县县城，并两次攻占茶陵县城，使湘东南红色区域进入发展全盛时期，有16个区、171个乡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达20多万。随着湘东、赣西地区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并连成一个整体，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湘赣省，成立王首道任书记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袁德生任主席的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由张启龙负责组建省军区。8月1日，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建立。10月，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以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永阳赤白交界处，西至茶陵近城赤白交界处，南至永新关背苏区，北邻萍乡赤白交界处，纵横各300余里，总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的整块苏区，包括游击区在内，苏区总人口达250万。主要武装力量有：由湘东南独立师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红三师第七团、红二十军一七五团，共2000多人、近1500支枪。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湘东地区的茶陵、攸县、酃县进入湘赣根据地10个较稳固县之列，茶陵是湘赣根据地3个重点县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党内的“左”倾冒险倾向逐步发展。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按照中央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横扫鄂东南6县，占领岳州，并于7月27日乘虚攻占省会长沙，捣毁国民党省政府、省法院等机关，救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群众，成立了由王首道代理主席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红军扩军4000余人。后在敌人的大举反攻下，红军主动撤离长沙，向浏阳、平江转移。8月23日，红三军团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合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的三、四、十二、二十、二十二军和红三军团的五、八、十六军等8个军，近4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红军主力部队，对于实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和开辟更大战局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中央意图并经总前委多数人同意，红军决定再次攻打长沙。8月25日，红一方面军兵分3路向长沙推进。9月1日起，围城半个月，3次发起总攻，均未实现攻克长沙的目标。9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郊外白田铺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撤出长沙之围，向株洲、醴陵方向退却的决定。9月13日，又在株洲镇协丰长绸布店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东进赣西，攻打吉安”的正确决策。随后，红一方面军各部由湘东转向赣西，不仅避免了重大损失，而且开辟了大片红色区域，为党和红军克服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开辟了正确道路。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攻占省城，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红军斗志。而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失败，证明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全国总暴动、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当红一方面军向湘东赣西挺进时，红二军团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9月下旬渡江南征，向岳阳、长沙方面进击，准备配合红一、三军团再次攻打长沙。至10月下旬，红二军团先后攻克华容、南县、公安、津市、石门、临澧等县城，歼敌6000余人，扩大了江南根据地。但这些新占县城很快丧失，红军本身也伤亡很大，红二军团只得向湘鄂边根据地转移。
此后，党和红军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上。1930年10月至1932年初，湘鄂西、湘鄂赣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带领军民，以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国民党军队连续发动的3次大规模“围剿”，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也在反“围剿”中迅速发展，并相继建立了边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湘鄂西地区，1931年3月成立了由夏曦任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同时将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贺龙任军长。6月中旬，成立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随后又成立了夏曦兼任主席的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中旬，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月，正式成立中共湘鄂西省委，杨光华任书记。至1932年春，红三军发展到3个师8个团共15000余人，根据地范围扩大到55个县境，分成洪湖、湘鄂边、巴兴归、荆当远、松枝宜、洞庭特区等6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区域，整个苏区人口含游击区约370万人。湘鄂赣地区，1931年7月初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李宗白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省委机关设平江县长寿街。到1932年春，根据地正规红军增至17000余人，成立湘鄂赣省军区；根据地范围扩展到3省边界的3Q多个县，包括湖南的平江、浏阳及湘阴、岳阳、临湘、长沙的部分地区，基本区面积东西宽600里，南北长1000公里，总人口近千万，其中比较稳定的中心区域拥有人口300万。苏区处于三个省城（武汉、长沙、南昌）、三条大河（长江、湘江和赣江）、三条铁路（粤汉路、湘赣路、南浔路）所形成的区域之内，粤汉以东、南浔以西、湘赣以北、长江以南，其间大山纵横、森林密布、河流蜿蜒、道路曲折，较利于开辟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10月制定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时，设想在当时较大的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东北、闽粤赣等6个苏区中，“确定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最早计划而后来情况变化了的“中央苏区”。湘赣边区，1932年1月，正式成立湘赣省军区，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委。同时将独立第一、三师合编组成红八军，李天柱代军长，王震代政委。在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领导下，湘赣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发展到13700余人，根据地的党政组织也取得很大发展。至1932年7月，全省已有永新、莲花、茶陵、吉安、萍乡、安福、宁冈、攸县、酃县、遂川10个县委，并有管辖分宜、新余、峡江的分宜中心县委，管辖上犹、崇义、信丰、大余、赣县、南康党组织的河西道委，管辖资兴、汝城、桂东、郴县、永兴、宜章党组织的湘南道委，管辖醴陵、株洲、湘潭、长沙党组织的长湘区委，全省党员近3万人，苏维埃区域进一步扩大。1933年6月，在永新沙市组建红六军团，将湘赣红八军改为红十七师，湘鄂赣红十六军改为红十六师，湘鄂赣红十八军的五十二师改为红十八师，并将赣南、遂川、酃县3个独立营编为红军独立第四团。苏区和红军进一步壮大发展。
湖南边区各革命根据地在有关根据地省委的领导下，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经济文化等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事业的发展。在政权建设方面，苏区党组织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确立了党团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建立、完善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强调勤政廉政建设，建立了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对于那些贪污腐化、人浮于事的政府工作人员予以坚决打击和处理。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在各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来。1930年年初到1931年夏，边区的土地革命进入全面展开、蓬勃发展的时期。各边区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大规模土地革命运动，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及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方针政策，为土地革命路线的完善和土地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各革命根据地尽管战争频繁、社会不稳定，但仍尽一切努力领导军民开展了可能的经济建设。由于政策得当、措施得力，各苏区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从无到有建立发展起来，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发挥了巨大作用。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获得了蓬勃发展，创办大量工农夜校，把对成年人的社会教育与对青少年的普通教育结合起来，广泛开展识字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新闻出版事业初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办了许多报刊，印刷了不少传单、书籍和革命歌曲，充分发挥了宣传动员群众的战斗作用。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据领导地位。为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尤其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各根据地的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遭受打击甚至错杀，其中包括了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红六军军长段德昌以及王炳南、张昆弟、刘革非、周小康、柳直荀、王一鸣等党和红军的领导骨干，湘鄂赣根据地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汝樵、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建中、反帝大同盟主席张警吾、省互济会筹委会主任胡筠等人，湘赣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湘赣独立师政委曾毅之、红八军政治部主任陈韶等人。肃反斗争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了严重损失，成为导致反“围剿”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湘鄂西、湘鄂赣、湘赣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到1932年10月，洪湖苏区和鄂西北、鄂北、巴兴归、湘鄂边等根据地，以及洞庭特区、荆当远游击区等先后丧失。红三军被迫突围，于1933年1月转移到湘鄂边界，重建了22个区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也恢复到10万人左右，但是在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下，红三军损失重大，至1933年下半年，新恢复的苏区也全部丧失，湘鄂西根据地因此成为湖南边区红军最早放弃的根据地。1934年1月，湘鄂赣省委机关所在地万载小源失守；6月下旬，红军主力遭受重大损失，湘鄂赣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省委与中央失去联系。湘赣根据地自1934年8月红军主力第六军团奉命西征后，基本区域逐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数十万人为革命牺牲，在艰苦斗争中涌现出大批优秀湘籍红军将帅，其中任过军长、军政委以上职务的上百人，任军级及相当职务的约200人，遍及红军各军、各方面军，他们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出处：《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4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