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在共产党内和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在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毛泽东旗帜鲜明，主张开展土地革命，支持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关于在湖南实行土地革命的提议，但是陈独秀及鲍罗廷却认为湖南工农运动“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接到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邀请电之后，毛泽东偕杨开慧回长沙，指导制定大会决议案并发表重要演讲。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会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视察湖南农民运动，中共湖南区委安排专人陪同考察。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归来，他应中共湖南区委之邀，在区委及有关会议上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草拟了给中央的报告大纲，阐述了他对于湖南农民运动的基本观点，赞扬了党对农运工作的领导和湖南农运的大好形势。湖南区委和李维汉等区委负责人深受鼓舞。毛泽东生动地描绘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会会员达600万人，居全国首位。1927年春耕季节，长沙近郊农民协会在滕代远的带领下，率先实行减租，其他地方农民也摩拳擦掌，开展清丈田亩、平均佃权、插标占田和分田。对于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共湖南区委给予肯定，以区委名义声援，推动国民党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运目的，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所赖以生存之封建制度。湖南农村大革命造成了空前进步的局面，“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中共中央6月15日电报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
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考察，毛泽东写就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文中驳斥了党内外非难农民运动的谬论，论述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策略。1927年3月5日起，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战士》周刊全文刊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在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作序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共产国际》也首次转载了中国革命的文献。这篇重要著作，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向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湖南大革命高潮中，中共组织和群众团体得到大发展。为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10月召开的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农民中大力发展党员，基层党组织随即遍布全省农村。湖南富有开拓性的组织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后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到1927年4月，全省共产党员达到1.3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22％。马日事变前，中共组织遍布全省65个县市，建立了31个地方执委会或县委，党员发展到2万余人，成为全国党员人数最多、党组织分布最广的省份；全省75个县中有65个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600万人，工会会员60万，商会会员20万，有组织的学生60万，为应对接踵而来的革命危机打下了一定的组织群众基础。
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中，重视建立农民武装，要求“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个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中共湖南区委认为，建立农民自卫军是“最紧要的工作”，应于最短期间使农民至少得到3万支枪，进行很好的训练和组织，从而在30余县建立农民自卫军或工农义勇队，掌握步枪8000支。同时，各级工人纠察队也得到迅速发展。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派军事干部武文元、陈晋五来长沙，随后组建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总队部，由郭亮、李维汉、夏曦负责领导，武文元任队长，潘福岩任副队长，到1927年5月，所辖工人纠察队员1万人，并开办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提高工农武装素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上海反革命政变以后，加紧与武汉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反动势力的勾结，策动唐生智部下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八军军长李品仙，在湖南勾结土豪劣绅、团防土匪，惨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骨干100余人、重伤300余人。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中共湖南区委有所察觉，领导全省人民开展反蒋斗争，省总工会印发《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的檄文，湖南反帝大同盟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及讨伐蒋介石示威游行大会。然而，这时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大革命带来了严重危机。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湘籍党员蔡和森当选为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罗亦农、彭述之、夏曦、易礼容、刘少奇、任弼时、罗章龙、李涤生、彭公达、郭亮、毛泽东、毛科文、吴雨铭、袁达时等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会前，毛泽东邀请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商议制定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湖南代表团也向大会提出具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建议，陈独秀均予拒绝，甚至剥夺毛泽东的大会表决权。
按照中共五大决定，中共湖南区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因李维汉进入中央政治局工作，由夏曦继任省委书记。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反革命事变。当夜，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使许克祥等部叛军，奔袭湖南省总工会驻地东茅巷、长沙市总工会驻地东长街、省农民协会驻地局关祠、国民党省党部驻地教育西街和省特别法庭、省党校、省工运、农运训练班等处。省、市总工会和省农协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进行了抵抗，但寡不敌众，只有少数人成功突围。22日，国民党叛军继续搜查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捣毁革命机关70多个。许克祥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把湖南、长沙置于血雨腥风之下。此次事件因为电报用韵目“马”字代表21日，被称为马日事变。
中共湖南省委在事变前有所察觉，三次召开会议应对危机，组织了秘密临时省委，部署了应变措施。5月中旬，回湘移交工作的李维汉在夏曦、郭亮、柳直荀、袁仲贤、武文元、滕代远、叶魁等参加的会议上提出由公开转入秘密及应付反动派的工作提纲。5月20日下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国民党省党部及各民众团体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将省委应付事变的计划化为实际行动。20日晚上，湖南省委再次召开应变会议，夏曦提出如果发生事变，公开活动的负责人在长沙很难隐蔽，应转移他处。会议决定成立秘密临时省委，薛世伦为书记，林蔚代理，坚守长沙城内工作。21日晚上，湖南省委第三次召开会议，认为各种应变准备要继续进行，并推郭亮为代理省委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会议刚散，反革命叛变的枪声就响起来。省委应变会议及应变措施，虽然未能制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但做了应变安排，隐蔽保存了重要干部，有利于组织工农武装进行反击。
面对反革命屠杀，全省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组织下，毅然举起武装反抗的旗帜，发动省城附近各县10万工农武装进击长沙。马日事变发生第二天，代理省委书记郭亮经靖港、湘阴走水路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事变情况和省委应变措施。秘密临时省委根据原定反攻计划，决定发动长沙附近11县工农武装平定叛乱。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代理委员长柳直荀从省农协组织抵抗突围后找到郭亮，商定以省总工会、省农协名义通知长沙周围各县迅速动员，在湘潭建立农军总指挥部，组织反击。他与中共湘潭县执委、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取得联系，在湘潭县城和化坛主持召开长沙、湘潭、湘乡、宁乡、醴陵、衡山、锡矿山等地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柳直荀任总司令，集中工农武装分路进攻长沙。由湘潭县各革命团体联名向全省发出的《漾日电报》说：“反动派日伏省垣，乘我不备，于前晚攻击工农团体，解散省党部，惨杀工农领袖40余人。希望各方集中一切实力，采取联合战线，于电到时向长沙出发，以期恢复省垣原状，而资镇压。”柳直荀于5月28日又在株洲召开会议，确定各路工农武装5月29日出发，31日会师长沙。长沙附近数县农民迅速组织工农义勇军，浏阳县委集合数万农民，平江、株洲、醴陵等地集中铁匠打制梭镖，平江嘉义农会委员长涂正坤写的“梭镖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歌谣，响遍湘东乡村。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撤退工农武装的命令，由鲍罗廷提出、罗易支持、陈独秀签署、谭平山传达到湖南，已集中的农军因此陆续撤退，未接到通知的浏阳农军则继续向长沙进击。尽管农军进攻省城长沙的行动最后失败了，但它意义重大，是中共湖南组织独立领导工农武装对反革命叛乱的首次反击。参加进攻长沙行动而撤退保存下来的工农武装，成为共产党继续领导的武装斗争力量。
自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成员遭通缉追捕，党组织陷于涣散状态。毛泽东向中央主动提出回湖南工作的请求。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赶赴长沙组建新省委，着手恢复整顿全省党组织，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暂避外地的省委成员和工会、农协干部如夏明翰等也返湘开展斗争。在湘工作的10天，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长沙、株洲、衡山等地，召集党员干部和工农骨干开会，了解党的组织、工农情绪和武装力量情况，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认为“湖南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入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决定采取措施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整顿发展党的组织，秘密恢复省总工会和各级各业工会、省农协和各级农协活动，保存工农武装，加强对武装工作的领导，健全省委军事部。7月初，陈独秀命令毛泽东速返武汉参加中央工作，湖南省委书记由易礼容代理。
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坚持斗争的“上山”思想。1927年6月中旬，毛泽东与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到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严惩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及工农骨干开会时，就提出“上山”主张，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下旬，毛泽东赴任湖南省委书记后，主持制定省委工作计划，对各地工农武装作出“上山”安排。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自卫军如何对付搜捕和屠杀时，毛泽东发言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上山”的思想：“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武装起义，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上山”思想受到重视。7月底，受中共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提出以汝城为中心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计划。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革命道路的开端，为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制定和实施秋收暴动计划作了准备，也为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毅然率领部队沿湘赣边界转移、进军井冈山埋下了伏笔。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正式“分共”，随后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宁汉合流”，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领导三湘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从血泊中爬起来，奋勇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继续谱写赤帜漫卷红色潇湘的壮烈篇章。
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时间
出处 《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P27-32
